人们经常说天津是“戏曲大码头”“曲艺之乡”和“歌唱家的摇篮”。其实，天津也是一座“民乐之都”。因为这里有一支实力雄厚、在全国位居前列的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简称“天津民族乐团”），也因为民族音乐在这片津门热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群众基础。

今年7月，天津民族乐团展开“津津有味”大型民族音乐会全国巡演，历时13天，走过6座城市，跨越1600多公里，令8000多位观众被地道的津腔津韵征服，一时间，一股天津民乐热潮席卷大江南北、海峡两岸。

人们惊讶于天津民族乐团的实力之强，惊艳于天津民乐的鲜明特色。于是，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业内同行，都不禁心生好奇：天津民乐的实力从何而来？未来又将闯出怎样一番天地？或许，天津民乐的秘密，可以先从这次巡演开始，逐渐深入探寻。

“津津有味”一路绽放民乐花

这次2017“津津有味”全国巡演，是天津民族乐团成立六十余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巡演，由天津歌舞剧院院长高久林亲自带队，排出了天津民乐的最强阵容：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身兼民族乐团与歌剧团总监的著名指挥家董俊杰亲自执棒，曾技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唢呐演奏家赵存才展现拿手绝技，罗慧君、张秀岭、罗立妮、邵华等团内中青年演奏家各展风采，还有深得广陵派精髓的古琴演奏家李凤云，快板书大师李润杰之子、李派快板书传人李少杰，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二胡演奏家王颖，天津音乐学院青年打击乐演奏家、打击乐双子星高超、高跃等与乐团长年合作的国内民乐名家新秀也一路随行。

7月3日在津成功首演之后，乐团动身赴宝岛台湾，8日亮相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11日、12日，乐团转场福建，接连在福建大剧院和莆仙大剧院上演了两场音乐会；15日作为上海东方市民音乐会的受邀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亮相；16日，乐团又马不停蹄现身济南市山东剧院。每到一地，观众的热烈反响都出乎乐团和当地剧院的意料。在福建和山东，观众掌声如潮，特别是对于渴盼一流民族乐团演出的福建观众来说，这场天津民乐的“好雨”让人感到喜逢甘霖般“解渴”；福建的民乐同行更是对天津民族乐团称赞不已。在上海，竟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见多识广的沪上观众倍感惊喜，演出结束之际甚至全体起立鼓掌。

在台湾新竹的演出盛况，更能体现天津民乐的非凡魅力。新竹市是台湾第七大城市，也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化历史内涵的文化之都。对天津民族乐团来说，能否赢得新竹市民的赞许是他们此行面临的最大挑战。民乐在此地极为盛行，不仅青少年学习民乐演奏成风，当地更长年举办“竹堑国乐节”，乐迷的耳朵经过两岸众多实力派乐团和演奏家的“洗礼”，格外挑剔。天津民族乐团2003年在台北的演出，令宝岛各地观众都对这支乐团的风采有所耳闻，此番亮相新竹，格外受到关注。演出当天，现场座无虚席，有的观众甚至席地而坐。而天津艺术家们的精湛表现，带给新竹乐迷以强烈的共鸣，观众反响之热烈，演出氛围之感人，天津歌舞剧院院长高久林即便回津后提起仍然激动不已。“新竹观众非常专业，但我们的演奏家个顶个的棒，我们的曲目更让他们耳目一新。”高久林说，整台音乐会的曲目堪称名副其实的“津津有味”，每一首乐曲，一听就是天津的声音，也只有天津民族乐团，才能把这津腔津韵演得如此地道、有味儿，“好多新竹观众都说，这是他们看过最精彩的民乐演出，没有之一。”

业内同行、专家的口碑，则更能说明天津民乐的魅力何在。天津民族乐团整齐的编制，以及演奏家们精湛的演奏技艺，令福建歌舞剧院的同行心生羡慕，钦佩不已。上海知名音乐活动家郑建国在观看演出之后，也激动地表示，天津民族乐团的演出，特别是其中一首竹板与乐队《丰收喜悦》，听了之后令他为之一振，当李派快板书传人李少杰和乐队一起打响脆竹板时，他不禁落泪哽咽，“整台音乐会展现出天津的范儿、天津的味儿，让人感受到天津艺术家们对民族音乐的执着追求。”原上海歌剧院院长何兆华也对乐团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他表示，这是他第三次听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出，在他看来，相比西方交响乐，民乐应该坚守其独到之处，而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民族音乐就应该是这样的，有自己的味道，有自己的策划，有自己的演奏家。”

“天津民乐”实力猛增有秘诀

天津民族乐团在国内乐坛的地位如何？此次巡演指挥、身兼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与歌剧团两大乐团总监、首席指挥的著名指挥家董俊杰自豪地说：“就算把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算进来，排在前五也不成问题。在地方民族乐团中，我们的实力数一数二。”这并非董俊杰“自卖自夸”。天津民族乐团近些年的飞速提升，有目共睹。在乐团构成上，天津民族乐团的各种声部、乐器都非常齐全，实际上，地方院团中能像天津民族乐团这般阵容整齐的民乐团体，并不多见。

在乐团人员上，天津民族乐团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纵深梯队，老一辈享誉全国的演奏名家为乐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优良的传统；中年演奏家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一位位台柱级演奏家，各有绝技在手，是乐团“津味”的发动机；青年演员们则都经过音乐专业院校科学系统的训练，不乏后起之秀，为乐团注入新鲜血液。此外，乐团还与天津本地乃至全国各地一流的演奏名家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曲目积累上，天津民族乐团更是国内民乐界的佼佼者。仅从此次巡演的这台“津津有味”民族音乐会便能看出。构成这台“津津有味”的曲目都兼具很高的艺术水准与浓郁的本土特色，堪称天津民乐代表名曲的大集合。如民族管弦乐《连年有余》用音乐形式抒写出天津人生活中的祥和与企盼；《梨园风雅》利用天津“戏曲大码头”的特色，将京剧梅派唱腔与民族乐队有机融合，演绎出一曲荡气回肠的京韵风情；竹板与乐队《丰收喜悦》充分展示天津“曲艺之乡”的风采，将天津本土艺术快板书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原创作品双打击乐协奏曲《津津有味》通过“津门”“杨柳青”“狗不理”“十八街”四个乐章生动描绘了天津的市井风情。此外，巡演曲目还包括唢呐与乐队《全家福》、古琴与乐队《禅思》、内蒙古二人台《五梆子》、弹拨乐合奏《浏阳河》《旱天雷》、双二胡与乐队《楚颂》等作品。这些乐曲有的改编自民间音乐，有的出自赵季平、李崇望、刘锡津、李博禅、王丹红等作曲名家之手，不少乐曲是专为天津民族乐团“量身定制”。对于一支地方民族乐团来说，能有几首彰显本地特色的代表曲目，已然不易，而天津民族乐团竟然能拿出一整台音乐会的曲目来，难怪各地观众和业内专家都为之惊叹。除“津腔津韵”的特色作品之外，近几年来，天津民族乐团通过“名家名曲”等精心策划的系列演出，邀请汤沐海、关迺忠、阎惠昌、彭家鹏、郑朝吉、刘江滨、张列、叶聪、胡炳旭、王甫建、刘沙等当今民乐舞台众多顶尖指挥家来津合作，他们每人带来一套“拿手名作”，又令乐团曲库大为充实。

提起“名家名曲”等形成品牌的系列演出，又能看出天津民族乐团在运营管理上煞费苦心的巧思。指挥名家纷纷执棒天津民族乐团，不仅带来了丰富的曲目，更极大地提升了乐团的演奏经验和水准，开阔了乐团的视野，更新了乐团的理念。乐团的出众表现，又通过众多指挥名家广为传播，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也扩大了乐团的影响力。乐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继而吸引了大量顶尖的民乐演奏名家争相来津合作，得以带动乐团演奏员们技巧的飞速提高。经过“大阵仗”，见过“大世面”，密集的高水准演出，促使天津民族乐团向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迈进。“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就能看出，”董俊杰说，“一首难度很大的曲子，过去我们得排练个十天半个月。但如今，一整台曲目难度很高的音乐会，我们只用四五天时间就能排练好。”

为何天津民族乐团能跨越式地成长，以至傲视群雄？董俊杰吐露了秘密所在：“离不开‘支持’二字。我所说的‘支持’不仅是政府和剧院在政策上的支持，更是实打实的投入。举一个例子，民族乐团的所有乐器都是最好的，七八十万元的定音鼓就有两套，一套用于演出，一套长年放在排练厅给演员排练用。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演出，当地同行看到我们的乐器，都恨不得流口水。”当然，天津市领先全国推行的“文化惠民卡”，也为天津民族乐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天津歌舞剧院院长高久林坦言，正因为有了“文惠卡”，一大批天津市民第一次走进音乐厅，感受天津民乐演出现场的魅力，一些观众逐渐有了花钱买票听音乐会的意识，甚至部分乐迷已经养成了观演习惯，对民族音乐的鉴赏力有所提高，观演热情愈发高涨。演出上座率更高，演出场次更多，乐团的舞台经验越丰富，与观众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政府在演出市场“根本”上的支持，令天津民族乐团受益匪浅。

“民乐之都”贵在坚守底蕴深

从2004年进入天津歌舞剧院起，董俊杰见证了天津民族乐团的飞速成长。其实，这飞速成长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毕竟，天津民乐本就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对于天津民乐的历史和天津民族乐团的发展，高久林院长当属权威。他介绍，天津民族乐团可以说是新中国最早的民乐团体之一。天津歌舞剧院1959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随着天津的解放，天津市军管会第一宣传队等多支艺术队伍进入天津，组建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1953年已经有了一支民乐小组，而这支民乐小组的成员，正是刘管乐、尹二文、闫海登、牛万里等天津民乐老一辈演奏名家。这些老艺术家都是当时中国华北地区出类拔萃的民间艺人，他们组建的民乐小组，定位就是“华北特色”，从最初的20多人，逐渐发展壮大。在六七十年代，天津民乐的发展势头良好，称民乐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毫不夸张，天津街头随处能见普通市民三五成群演奏民乐自娱自乐。同时，天津在当时全国音乐界有着很高的地位，因为中央五七艺校（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就在天津，刘诗昆等众多中国乐坛名家都是在天津上学，于是天津吸引了一批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音乐发展极为迅猛，无论西洋乐还是民乐，天津都在全国领先。老一辈从民间走来的演奏名家，也是在那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造，在丰富演奏经验的基础上，理论有所升华，继而贡献了许多保留至今的天津民乐代表作。刘管乐、闫海登、尹二文那时已成为中国民族管乐的“北方三老”。七十年代初，民乐队规模继续扩大，一曲原创的《大寨红花遍地开》更是让当时的中国民乐为之一振，乐曲的旋律响遍全国。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流行音乐进入中国大陆，民乐受到了巨大冲击。高久林还记得，他以青年笙演奏员的身份刚进入天津歌舞剧院的时候，竟然长达两年没有自己的乐器，平时的演出也很少，一年到头演不了多少场，后来还是因为他凭借过人的演奏技艺，获得外事出访演奏的机会，才被特批有了自己的乐器。在高久林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民乐一个艰难求生而又决定了未来的关键时期。“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很多民乐团体都难以维持，销声匿迹。但天津民乐仍在苦苦坚守，也多亏了那时的坚守，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大力扶持民乐发展，别的地方民乐团已经解散，再要重组很费力气。但天津民族乐团薪火不灭，积淀深厚，在春回大地之际，才能乘着良机，一飞冲天。”

成为剧院的管理者之后，高久林大力推动天津民乐“走出去”，从最初五六个人的演出小队巡演欧洲，到天津民族乐团整体亮相维也纳金色大厅，天津民乐的道路越走越宽。在采访中，高久林还透露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事实：从剧院编制上来说，“天津民族乐团”并不存在，“民乐团”成员都挂在歌舞团的编制之下。然而，从事实上来说，“天津民族乐团”的存在毋庸置疑、世所公认，“这也证明，一个乐团能否立得住、叫得响，全靠实力说话。”

“立足本土”呼唤更多新作品

天津民族乐团发展至今，得益于清晰的定位，高久林总结为：“以地域为本，以人民为根”。比如说，天津的民乐作品，往往取材于天津的曲艺、戏曲、民歌，甚至天津的饮食文化、杨柳青文化、非遗文化，地方特色自然鲜明。高扬天津本土特色，正是天津民族乐团的制胜法宝。

天津民族乐团如今势头正强，但也有需要克服的问题和困难。比如人才的引进，如何吸引更多一流的青年人才，是天津民族乐团乃至天津歌舞剧院非常关注的问题。再比如管理机制的完善，关系到天津民族乐团能否在专业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而最关键的问题，高久林和董俊杰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作品”。

高久林表示，尽管天津民族乐团已经积累了大量作品，其中具有鲜明天津地域特色的作品为数不少，但与乐团高速发展的步伐相比，作品仍然是显著的短板。中国作曲家中，专门从事民乐创作的人相对较少，而最优秀的作曲家，也有一些人只写西洋管弦乐，不写民乐。能创作出优秀民乐作品的顶尖作曲家数量有限，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积压了大量的创作委约，全国民乐团体都在从他们的手中“争抢”作品，想要得到一首适合的新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董俊杰在指挥的同时也涉猎作曲，他对作品匮乏的原因剖析，更加犀利。他坦言，民乐作曲确实难度更大，“西洋管弦乐发展几百年至今，已经非常完善，作曲家在为交响乐队作曲时，可以尽情发挥。反观民族管弦乐，起步很晚，虽然对民族乐器的改良一直不断，但因为民族乐器本身个性强烈，并且有各自的局限，在乐队中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和谐，因此作曲家在为民乐作曲时，必须熟悉各种民族乐器的优缺点，才能避开‘雷区’，达到比较好的音响效果。”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乐坛有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创作、指挥民乐的人，似乎要比从事西洋交响乐的同行“低上一头”，即便汤沐海等横贯中西的指挥大师也在推动民乐，但业内的“鄙视链”仍未被彻底斩断。“西方古典音乐的作品已经到了永远演不完的地步，相比之下，中国民族音乐作品的数量差得太遥远了。”董俊杰认为，已经成名成家且能创作出优秀民族音乐的作曲家既然不多，倒不妨另辟蹊径，多扶持青年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创作，或许能开辟新的天地，“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涌现出李博禅、姜莹等一些青年作曲家，将民族音乐与西方作曲手法相结合，创作出了观众喜爱、业内认可的优秀新作。”

至于天津民族乐团需要什么样的新作品，高久林表示，还得是有天津特色、民族韵味，且被观众接受、喜爱的“好听”的作品。“任你用了多么复杂的作曲手法，号称有多么先进的理念，作品不好听，观众不接受，还是无法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