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跨时代的人，我有太多对时代的干预，当然，我也太多地受到了时代对我的人生和命运的干预。”

“我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记录者。”

“我们做民间文化普查，没有任何依据，全要靠我们创造。概念要创造、方法要创造、标准要创造、理论要创造、思想要创造。尤其是思想。支持我们的是思想。”

“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我没有权力画句号。”

“我已经75岁了，我还有理想。”

这些或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话，都是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在“为未来记录历史——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讨会上所说的。今年9月19日，这场文学和文化遗产领域的高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召开，海内外50余位学者齐聚天津，共同研讨冯骥才在这两方面的成就。为什么要在这时，给自己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冯骥才不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而是有他良苦的用心。

75岁，我还有理想

这次研讨会为期一天半，来津参加研讨会的50余位专家学者，都是海内外文学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大家，包括乌丙安、陶立璠、刘铁梁、曹保明、罗澍伟、向云驹、潘鲁生、苑利、黄永松、郑培凯等文化学者，胡平、何向阳、赵丽宏、李辉、吴义勤、王尧、周立民等文学评论家，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多国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铁凝、韩美林、张炜、张平、魏明伦、吴为山、郁钧剑、冯英等冯骥才先生的文艺界老友也齐聚一堂。

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每一位嘉宾的发言，都饱含着对“大冯”的敬意，身居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高位的铁凝评价他说：“文学界的老朋友平时都称他‘大冯’，是因为他身材高大。在此，我也想说，他的生命和事业确实是大的，是辽阔的。”艺术家韩美林送给冯骥才一只青铜铸成的巨熊，德国画家爱卡特向他赠送了一幅画天津老城的画作；“二度梅”得主刘薇专程赶来表演了一段京剧《三寸金莲》，一展“跷功”绝技；歌唱家郁钧剑则即兴演唱了一首四川民歌。由于冯骥才的小说《俗世奇人》在人民文学社的版本销量达到50万册，在作家出版社的版本更是卖出270万册，作家出版社还专门带来一座超级畅销纪念奖杯颁发给他。

在向所有来宾致答谢词时，冯骥才笑说：“今天的会有点庆功的气氛。冯骥才是不是要给自己树碑立传了？是不是他要享受一点儿马斯洛说的那种成就感？我想，冯骥才还不至于这么无聊。我更希望的是对自己做一个总结。”75岁，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老年，他觉得，这时候必须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总结自己。人得活得明白，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天生背负着使命到这世界上来的。他就得追求纯粹，他就得洁身自好，他就是理想主义者，他当然也是唯美主义者。”知识分子更得活得明白，更得总结自己。

冯骥才希望大家帮着他一起思考。他一生著述数百万字，写得究竟怎样？在时代和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候，他投入了文学。当文化发生转型的时候，他投身到文化。如今他年事已高，在田野里的时间少了，不知不觉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于是他的文学又冒了出来，近年来新写了非虚构、小说、散文游记等各种体裁的六部文学作品。有媒体说，冯骥才悄悄转身回到了文学。但他却不敢如此肯定，“是不是我真要回到文学了？我不知道。文学和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的我孰轻孰重，我希望大家帮着我思考。”他对参加研讨的所有专家学者恳切地说：“在对我进行总结时，我求助于你们，你们是我的镜子，你们将影响我今后的选择。”

人生与时代命运相连

五年前，冯骥才曾在北京办过一个名叫“四驾马车”的展览，他把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比喻为他人生的“四驾马车”。不是四匹马拉着他，而是他一人拉着“四驾马车”。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已殊为不易，而冯骥才能在四个领域都达到超乎寻常的成就，这样的人生密度，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两个领域，他的名字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

在文学领域，冯骥才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以伤痕文学登上文坛，开拓了“文化反思小说”的道路，并树起“津味小说”的大旗，《神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三寸金莲》《一百个人的十年》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挑山工》《珍珠鸟》等散文名篇入选中小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的心灵。除小说、散文、随笔、游记外，冯骥才还著有剧本、散文诗、创作谈、评论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其创作体量巨大，洋洋数百万言。近年来所著《俗世奇人》被誉为“小小说”的典范，其中多篇已进入语文教材，仅作家出版社的版本销量就已突破270万册；他的《凌汛》《炼狱·天堂》等新作更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立下标杆。

在文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冯骥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成就，甚至影响更加深远、意义更加重大。他对文化的觉知、判断、思考、行动和倡引，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文化学者之一。“文化的先觉者应该是率先的行动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就出于作家的时代敏感与社会责任，发起对天津老城和小洋楼的抢救，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第一次自觉的文化行动。进入本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遭受重创，冯骥才更毅然放下文学和绘画两支笔，转身为民间文化上下奔走呼号。由他倡议和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历时十三年，对中华大地上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地毯式普查与盘点；由他首倡、国家四部局联合开展的中国传统村落普查，在全世界都史无前例。他还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身份，站在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推动文化政策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遗产日的设立、《非遗法》的制定、四大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等等，都有他的努力与贡献。

冯骥才的所言所行，总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焦点话题。无论从事文学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关切当下最紧迫的现实，并付诸实际，为大量遗产留下珍贵而翔实的历史记录。可以说，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历史的价值是未来的价值

“为未来记录历史”是这次冯骥才举办研讨会的主题。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可以先从他的文学说起。他曾总结自己的文学观是：“记录心灵的历史和历史的心灵，挖掘人性和创造属于自己个性的语言与文本。”他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着历史敏感性和自觉的历史意识。他登上文坛的“伤痕文学”作品《铺花的歧路》《啊！》是他文学观的鲜明呈现。而《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表面上看，好像是延续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传奇小说，骨子里却都有着十分“现代”的内核——挖掘中国历史的“背面”。《一百个人的十年》乃至他对韩美林的口述史《炼狱·天堂》，更是他对历史和时代的直接记录。

当他出于作家对历史的敏感，投身文化遗产保护时，他与单纯的文化学者相比，更有独特的立场。一项民间文化，对他来说绝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他看民间文化，看的是文化里最核心的、最本质的那些情感和精神，而他身为作家、艺术家那颗理想主义、唯美主义的心，总会被民间文化背后人们对生活的情感所打动。带着这份感动去做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他秉持着这样的历史观：“不只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他从来不把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看成是“过去时”，因为真正的历史价值实际是未来价值。于是，做文化遗产保护，正是“为了未来选择历史，为了未来选择今天”。他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我们一代一代创造的历史文明像火炬一样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力让它灭掉，我们甚至应让它加倍地发光，把它完好地交给我们的后人。因为我们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中间点上。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责任把历史对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

这正是“为未来记录历史”的意义所在。

通过反思找回当初的纯粹

举办研讨会，在总结自己的同时，冯骥才还有一个目的——“我希望找到上世纪80年代对文学的激情，我希望找到世纪初我们对文化的那种心中的圣火，找出知识分子的那种纯粹感，找出我们内心的纯洁。”

说来也巧，研讨会举办之际，冯骥才的新书《激流中》刚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自我口述史”五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为《无路可逃》（1966-1976）和《凌汛》（1977-1979）]，写的正是1979年至1989年之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身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弄潮儿”，冯骥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80年代的眷恋，似乎一回想起那个年代，连笔尖儿都变得滚烫起来。他写道，那时候，文学和文坛还是一回事儿，作家们都在挣脱束缚，勇敢乃至激进地为中国文学探索新的道路。那时的作家，那时的知识分子，是纯粹的。

如今冯骥才看到的却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时代，经济的增长靠消费来拉动，于是就要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和物质拥有欲，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变得把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看得不重要了。“消费腐蚀着我们、瓦解着我们，降低了人的精神质量。知识分子好像被消费的文化淹没了。”于是，他愈发提倡知识分子的“先觉、先倡、先行”，“你凭什么先觉？你凭思想先觉。”于是，他邀请大家跟他一起思考，“思考未来，思辨现在，反思过去。反思我们的工作，也反思自己。”

拉着生命的马车不停歇

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为了再一次出发。而冯骥才的继续前行、再次出发，又格外有点悲壮的意味。他说：“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我没有权力画句号。”在别人安享天年的75岁，冯骥才却不能停下脚步，因为他的“四驾马车”已经进入他的生命，他无法放手，也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绑在时代的马车上。而这辆时代马车的巨轮，滚滚向前，永不停歇。